天气沉闷，大别山深处传来隐隐的雷声。低垂而厚重的浓云翻滚着、挤压着，渐渐堆积成一片，像一坨坨厚铅往下沉，似乎已经压到了本来就很低矮的祠堂屋脊上。空气被压缩了，显得愈发凝滞，仿佛其中也含了金属的成分，使人每呼吸一口便增加一分沉重。
二十多位纵队和旅的指挥员挤坐在光山县王大湾这间不大的祠堂里，人与人靠得很近，却谁和谁也不讲话。会抽烟的闷头抽烟，不会抽烟的也裹在烟海里，全没了往昔的热闹气氛。平时，他们各自独当一面，能凑到一起的时候不多；偶尔聚在一起，不是这个摸一下那个的头，道声：“还活着？”就是那个拍一下这个的肩，惊讶道：“你没死？”然后开一阵荤的、素的玩笑。而今天却气氛迥然。
刘伯承和邓小平走进屋，脸上的神情与背后的阴云呈同一色调。二十多位旅以上干部齐刷刷站起，守着门边的几个人迎上，敬过礼，习惯地伸出双手。
邓小平还礼的手在空中一摆：“仗没打好，不握手了。”
他径直走到桌前，请刘伯承坐下，然后用灼人的目光扫视会场，说：“今天召集大家来，开个不握手会议。为什么不握手，我想在座的心里都清楚。”
祠堂里鸦雀无声，本来就沉重的气氛更陡增了几分严峻。
进入大别山将近一个月了，随着大部队的前进，难以想象的困难接踵而至。“米越吃越大，路越走越小。”这句流行在部队中的话十分形象地概括了初进大别山的第一个不适应。
来自“四战之地”的战士们大多数是吃惯了小米、山药蛋的燕赵儿女，南方的大米填不饱他们的肚子。当年的第十九旅山炮营副营长雷晋川现已离休在郑州，回忆起那段生活，老人说：“提起大别山，先想到一个字——饿。大米那东西呀，真不叫粮食！三碗饭吃下去，两个屁一放，肚子就空了。接着百爪挠心，眼睛发蓝，从嗓子眼儿往外伸小手。几天下来，一个营的北方大汉都变成了'南蛮子’，小脸儿蜡黄蜡黄……这还是有吃的时候。
“开始有吃的也不会吃，把一袋子稻谷倒进大锅，怎么煮也煮不烂。行军打仗不能耽搁，管它熟不熟烂不烂，连壳带米吃下去算了。可你算了它不算，走到路上折腾你，让你肚疼拉稀。不管白天夜晚行军，那队伍可就热闹了，到处噼噼噗噗，屁股门儿像关不住的水龙头，走几步蹿一泡。好汉架不住三泡稀，那队伍没法儿带了，一天一夜走不了几里路。别说人架不住这个，从北方带来驮炮的大骡子吃了这种带壳稻谷也绞肠拉肚，一匹接一匹地死掉了。
“不管怎么说，这还是有吃的，更多的时候是饿肚子。大别山的老百姓看见队伍就跑，我们背着钢洋买不到粮食。穷苦人家自己都揭不开锅。我们就打土豪，看哪家房子大、围墙高就打哪家。有一次，在地主家翻到粮垛，还没等我们动手，地主家的闺女拎起马桶，哗的一声把粪便泼在了粮食上……
“粮食都吃不上，油和盐就更不用说了。缺油少盐，不少战士得了夜盲症，一路走一路跌跟头，摔得鼻青脸肿。再加上初到南方，水土不服，病号越来越多，又没后方安置。部队别说打仗，行军都很困难。”
谈起行军之难，离休在南京的原昆明军区副政委，当年的第三纵队第八旅副旅长史景班说：“在晋冀鲁豫大平原作战，汽车、大炮、马车浩浩荡荡，并着排地开。到了大别山，进山是羊肠小道，出山走田埂小路，车炮全扔掉了还解决不了行军问题。南方的秋天雨不停，田埂上像抹了油，一步三滑，三步一跤。战士们连跌跤的姿势都'正规化’了，全都是哧溜一下，两腿劈开，骑在田埂上，这叫'骑马跤’。许多人的屁股都墩肿了。
“行军问路，老乡说十里地，部队走了一夜也没走到。再打听，原来那是直线距离。山道弯弯，上坡下冈，实际四十里都不止。地图上标着一个村子，定在那里宿营。到了一看，只有三两户人家，别说一支大部队，连一个班也住不下。部队累了一天，晚上只好露宿在野地里，不论刮风下雨。最要命的是南方的毒蛇，藏在路边草丛树棵里看不见，不知什么时候哧棱一下子蹿起，一口就能置人死地，叫人整天提心吊胆。
“从北方带来的布鞋经不住水泡，没几天就穿帮儿烂透了，只好穿草鞋。北方人没穿过草鞋，脚上磨得又是脓又是血，晚上睡觉黏在一起，脱都脱不下来；硬拽，草鞋就变成了'皮鞋’，撕下一层血哧呼啦的皮肉。有一次，我们为牵制敌人连续十八天急行军，就是这么泥里水里血里走出来的。整整十八天啊！能够跟上队伍、不开小差的人，就是了不起的英雄！”
史景班老人讲到这里，眼睛湿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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